要是数起中国近现代的大作家，有很多出名的作家的名字，被世人所熟悉，我们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上，真的是人才辈出哦。在这众多作家之中，也有不少的作家备受争议，而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就是其中一个了，曾经余秋雨凭借着一本《文化苦旅》而闯入散文文学领域，受到众人的喜爱，可在学术界中也有人对余秋雨产生了质疑，所以他的作品和人格就这样一直备受争议了。后来就有很多的人对他进行了批评和谩骂，这就是文学史上的“余秋雨现象”。而余秋雨为什么被人骂？余秋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余秋雨为什么被人骂？余秋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一起来跟着小编探讨一下吧！

余秋雨为什么被人骂？



一、把余秋雨的散文当学术文章看。他的《文化苦旅》出版后，人们说：好！所以此书畅销得很。可也有人说：好在哪里？面对许多严肃的历史问题，余秋雨下起笔来，像是李白写诗，豪情万丈，信马由缰，毫无严谨可言。于是，就从余秋雨的散文中，挑出了很多与史实不符的毛病。持这种观点的人，可能就从来就没有想过散文与论文的区别，感觉二者从来都是一回事。

 

散文是什么？散文是抒情的文章。写散文，只是为了抒情。你在阅读的时候，要是感受到了作者表述的那份情感和思想，创作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抒情当然也有缺点。它是在激情的状态中一气呵成，所以就有些夸张，容易失态。就像男女谈恋爱，谁能始终保持理性的状态？不过我想，只要感情是真诚的，就算是一篇好散文了。至于严谨与否，就不能这么认真地去计较了。八十年代的某一天，我出差路过长江三峡，曾专门去寻找刘白羽散文《长江三日》里描述的壮丽景色，可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后来才明白，凡事不能和作家当真。尤其是不能对散文中说的话，作学术上的考证。就像现在不能和电视剧当真一样。因为它是艺术品，也就与生活的真实保持了一段距离。它表现的多半是艺术真实。

 

 二、看不惯余秋雨说大白话。君不见现在许多学者的论文，都是旁征博引、概念累牍，读起来艰涩难懂、望而生畏。与他们相比，余秋雨倒是喜欢用近似白话的质朴语言，去表达深刻的思想。于是也有人反感，认为余秋雨没水平。学术表达怎能和平民说话混为一谈？学术观点怎能让芸芸众生一看就懂？一说到这个问题，就要涉及传播学的知识了。

 

传播是什么？我觉得传播类似于物质流通（物流）。流通的目的，不是流通本身，而是把物质送达消费者手中。传播也一样，它运作的目的，不是为了传播本身，而是为了受传者能够接受，并产生相应的反馈。反馈分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，正反馈是积极的反应和赞扬，而负反馈是消极的反应和批评。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出版后，好评如潮，一直畅销至今，这就是正反馈。而那些高深艰涩的论著和论文，它的读者只有编辑和作者自己，在社会上激不起任何的回响，这就是典型的负反馈。实现不了价值的科研成果，有时候只是废纸一堆，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这是失败的研究。因此，它的研究者也就没有资格来评价余秋雨的“大白话”了。

 

余秋雨先生说大白话，其实也不是余先生自己独创。当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，其中有一项内容，就是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。为什么要反对文言文？文言文可是灿烂的中华文明，前人创造的文化传统啊。答案是：因为它的形态影响了传播的速度，不利于实现知识和思想的普及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，它无法实现正反馈，当然也就不利于社会的进步。其实，余秋雨先生正在重复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新思想。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诠释艰深的逻辑思惟；用散文的形态，演绎学术研究成果，其目的，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并享受它们，得到思想的启迪。就像余先生在歌手大赛上，把“仁者乐（yao）山”读成“仁者乐（le）山”一样，都是为了更好地为现代社会传播知识。然而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却不能够被理解，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了。如此看来，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，每一小步，都是在与保守势力的较量中实现的。

 

三、外行误解。人们骂余秋雨，有一部分也是误会造成的。现在社科界出现了一门新学问，叫“媒介素养”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研究人们与媒介沟通的素养。比如看电视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“超女”和“梦想中国”选秀，大家看后，有人欣喜得哇哇乱叫，有人说这是垃圾，这都与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关。同理，欣赏余秋雨的文章，也需要素养，这是“文化素养”。这里说的“文化”，是一个大文化概念，即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生产、生活方式，以及由此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文化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这门学问。它的内涵很深，外延也很大，所以文化学者研究问题，一般都是宏观地去研究。为此，他们的学问常常让受众感到摸不着边际。人们指责余秋雨谈论问题“大而空”，就与这门学问的特点有关。这个责任不在学者，而在我们这些受众，在于我们缺少“文化学”的素养，缺少与文化学的学者进行思想沟通的基础。有一句成语，叫“对牛弹琴”，牛为什么听不懂琴？因为缺少与琴接触的经验。假如我们把琴声当作饲养员喂饲料的哨声，牛听久了，也会对琴声产生兴趣（当然这是生理上的条件反射）。因为经验也是素养。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可能我们就不会再对余秋雨吹毛求疵了。

 

四、记者煽风点火。笔者从事过新闻工作，知道记者都有一种特殊的心态，叫做“惟恐天下不乱”。这个“乱”，既可以指社会秩序的混乱，也可以指新闻事件的发生。因为记者要谋生，要报道引人注目的新闻，而所有这些，都与报道对象是否处于动态有关。假如社会的发展风平浪静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，那记者就发挥不了作用。动荡的环境，结果就不同了。当年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起来的时候，还看不到交战双方的身影，也没有见到兵仞相见的场面，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就站在旅馆的房顶上，对着镜头哇拉哇拉报道了好几天。虽然是“空谈”，毕竟还能从画面中听到几声枪炮。国内可没有这个条件。如今，偌大的一个中国，愣是难以找到让华夏儿女都感兴趣的新闻，而媒体还在与日俱增，使得记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。一条新闻刚被发现，众多记者便蜂涌而上。所以，要报道独家新闻，可谓难于上青天。怎么办？就策划新闻吧！余秋雨不是读错字了吗？几名网友不是对此感到遗憾吗？我们就把它定性为“炮轰余秋雨”。（见《青歌赛评委余秋雨念错字遭炮轰》，环球娱乐网，2006年5月3日）你看多好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前来核实它的真伪，便纷纷转载了这个新闻，短短几天，搞得九州方圆都知道余秋雨遭到了“炮轰”。

 

五、媒体把余秋雨当成了卖点。我们常常把余秋雨看成是文化学者和作家。其实在市场上，文化商人们早已把他当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因为他名字就是一个价值不菲的文化品牌，谁把他摆到了自己的“柜台”里，谁就能吸引顾客。这么一来，余先生可就惨了，媒介要以他为招牌，所以讴歌和骂名他都要轮换背着。只有这样，才会引来口舌，才会出现矛盾冲突，才会吸引众多眼球，才能给媒体或商家带来经济效益。君不见在盗版市场上，卖得最火的文化产品，其中有一样就是余秋雨的书。那些骂余秋雨的书，也同样是畅销书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哪怕只有少数电视观众批评余秋雨把“乐（yao）山”念成了“乐（le）山”（其实并没有读错，古今读音就是不一样），媒体也要把这正常的意见交流，说成是“炮轰”。“炮轰”是什么概念？自然是众人所指，万民唾弃，自然是炮火密集，猛烈攻击。然而，此事果真有这么严重吗？由此可见，媒体的公德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信力，也很值得怀疑。

 

六、有人要骂余秋雨，有时也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。他就是要骂，他就是看不惯余秋雨的思想、行为、作派。你能拿他怎么样？后来想到历史上的一些现象，就觉得“骂余”也不稀奇了。当年文人们骂来骂去，是常有的事。鲁迅的杂文，就是“骂人”的文章。不管是什么年代，文人之间只要有观念分歧，就会分成两派，口水战也就随之展开。前五十年的事我就不说了，八十年代初关于文艺现代派的论争，就持续了很长时间。一会儿讨论“朦胧诗”，一会儿姚雪垠又和刘再复争鸣起来了，针尖麦芒，杀声震荡，一浪高过一浪。原因在哪里？我看就在观念的差异。对这个问题，我多说两句。

 

观念要是有了差异，争论就就不可避免。比如刘再复与姚雪垠在上世纪的争论，表面上针对文学主体性，实际上是看待文学的视角和方法不同。姚雪垠说，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。而刘再复研究“文学主体论”，倒没把此事想这么复杂。姚雪垠把刘再复的理论，看成是西方现代派思潮在中国文艺理论上的反映，因为文学主体性否定了旧的批评传统，突出了“人”在文学中的位置，这就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，有些不一样。那么，刘再复果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？最近重读一本老书《艺术论集——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》（前苏联艺术研究院编，姜其煌等译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似乎找到一些答案。这本书里，全是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艺术论争的文章，其中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主义、颓废派和现代派的评价。从作者们的论争中，能看出文艺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旦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，那么对姚雪垠和刘再复的论争，就有资格说话了。

 

 由此回到余秋雨挨骂的话题，也就心平气和了。既然骂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我们又何必计较余先生挨骂呢？只是还想说一句：当你在批评一种艺术现象，或在痛骂某一个人的时候，要是没有走上极端，那该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