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铁是一种非常方便快速的交通工具，自从每一个城市出现了地铁之后，生活就为此提速了，更多的上班一族都喜欢坐地铁而不再选择坐公交车了，因为地铁确实比公交车行驶得更要快一点哦，因为不会塞车，也不会等红绿灯，去哪里都是挺快的，方便了那一些上班一族，不用总是赶时间去坐公交车，去上班至少会省了一些时间哦。但是对于那一些女白领来说，经常挤地铁，也许会遇到一些色狼，真的很难避免的，最近广州最新增了女性专用车厢，其实早在其他国家，就有女性车厢了。

日本的女性专用车厢实拍
　
日本的公共交通，主要依靠地铁和轻轨列车，大多数重要线路上都设置有专供女性乘坐的“女性专用车厢”。
　　
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专用车厢在日本出现在1947年。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今天听来足以令人惊讶，竟然是—— “保护人命”。
　　
原来，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，交通设施简陋但大量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工作维持家庭的生活，结果造成高峰时间段地铁的乘车率达到了设计的300%！这种情况**力较差的女性和儿童乘坐地铁简直近乎自杀。在连续发生几次因此造成的受伤事件后，日本的铁路公司不得不考虑设置“妇女儿童专用车厢”，并首先在东京京浜线地铁上实行，以后推广到其他线路。这时的“妇女儿童专用车厢”是有法律保证的，男性成年人入内，会受到罚款和拘留等严厉惩罚。


　　
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，这种“保命车厢”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1973年，最后一条带有“妇女儿童专用车厢”的地铁线路——东京地铁线取消了这种制度。
　　
既然如此，日本又是何时恢复了“女性专用车厢”呢？
　　
那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，原因和1947年不同，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性骚扰。原来，由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较低，受到性骚扰时往往采取忍让的态度，日本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的男性称作“痴汉”，拥挤的电车，为“痴汉”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温床。有些日本不良男性常常在地铁上寻机实施猥亵行为，渐渐竟然形成了一种风气。
　　
由于在地铁上遭到骚扰的多为职业女性，社会影响恶劣。上个世纪末期，日本女权运动渐渐兴起，对“痴汉”行为的声讨也愈演愈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2000年12月，东京京王线地铁率先导入“女性专用车厢”，受到女性社会一致好评，并迅速被推广到日本各地。


　　
日本的“女性专用车厢”的车厢号是固定的，车厢和月台的乘车口都有明显的标志，但仅仅限于乘车高峰时段，限定时间以外，则男女都可以乘坐。这是日本“女性专用车厢”的一个独特之处。女性车厢内部和普通车厢几乎没有不同，唯一可见的区别是女性车厢车门上贴有银色的镜子，可以供乘车的女性对着补妆。
　　
当然，日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，所以大多数男人看到“女性专用车厢”的标牌，都不会主动去越雷池一步。假如有些心思不良的家伙一定要吃螃蟹勇闯禁区，可以想像一下，一个男人对一车女性宣战的后果……

如何看待女性车厢？

目前全球有9个国家已经设立了女性专用地铁车厢，包括日本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印尼、印度、墨西哥、巴西等，以此证明地铁女性车厢不仅可行，而且已有成功案例可供学习参照。我这里倒想从一个失败的案例说起。台北早在2006年6月就在铁路列车上试行女性车厢，但不到半年，就因民众反映不一，以及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而喊停。

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包括：标识不明导致许多男性误闯；上下车位置不固定，女性不知在哪候车；每趟列车长短车厢总数不一，长列比短列更适合开设专用车厢。此外，因女性车厢的规定并不具强制性，列车员只能以劝说方式告知误闯男乘客离开，但中途让乘客换车厢，不仅不安全，也有些强人所难。若管理人员管不过来，又会遭到“纯女列”女乘客的不满，甚至发生过男女乘客在女性车厢内打架的事件。



而在我看来，女性车厢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很多问题，这还属其次，更关键的是观念上的问题。正如微博上有很多女网友说的，防止性骚扰也好，推进性别平等也好，不能用隔离和紧缩女性空间的办法来解决。如果隔离的办法有效，那么应该设立男性车厢，或者把骚扰者隔离起来。狗咬人，倘若解决的办法是把人关进笼子里，人能答应吗？若解决性骚扰的办法不是直面和惩罚骚扰者，而总是让受害者(群体)回避，那么，这就好比以保护女性安全为名，不让女性晚上出门、不让女性去偏僻的地方，背后是“谴责受害者”的逻辑。若设立女性车厢之后，女乘客在地铁其他车厢或地方被骚扰，会不会有人指责她“干吗不去专用车厢”、“自食其果”呢？

广州、深圳这样的大城市，地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乘客流量过大，车厢拥挤。假如说设立专用车厢的目的是培养“女性有限搭乘地铁”的文明习惯，一来它不符合先来后到、排队上车的常规，二来这种看似友善的“特别照顾”，实则不加区别地把女性弱者化了。很多男性强调“骑士风度”“女士优先”，主观上自以为是好意，保护女性，却也同时确认了男性是“保护者”，是比女性更强、更有能力的一群。如果女性车厢建立在女士优先或保护女性的价值观上，主观上出自好意，短期内也确实可以起到让某些女乘客不受性骚扰的效果，但从长期来看，却无助于形成一种公共政策和社会环境，帮助女性提高对抗性骚扰的能力。



实际上，要在地铁等公共场合反性骚扰，选项有很多，比如设置警铃、加装监视设备、完善和落实举报投诉机制，提高出警效率等，而不一定非要采用设立女性车厢这种弊大于利的办法。关键是，每出台一项公共政策，决策部门都应该倾听不同女性的声音，反省许多陈旧的性别关系想象(如“绅士风度”、“女士优先”)及常谈背后可能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。一句话，关爱和尊重女性，不如保护和尊重女性的权利，尤其是社会空间里的行动自由和选择的权利。